所谓地中，就是地之中央，四季极为分明，适合农业种植。当“地中”与国家合为一体时，也就形成了“中国”这个初始概念。周礼记载：“地中，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阳阴之所合也，然则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国焉。”

问题在于，地中概念极为神奇，古人如何确定地中？鲜为人知的是，古人以夏至影长来确立地中，由于不同时代、不同势力的测影，导致了“地中”出现变化，于是古人总结出“影差一寸，地差千里”的规律，即“寸影千里”。

甲骨文中的“中”，在竖着的杆子上，有一些飘着的丝条，方向或左或右。鉴于“中”之形象，因此大概有三种含义：

【资料图】

首先是观测风向，甲骨文中有“立中，亡风”的记载，《国语》记载虞朝虞幕懂得观测“协风”（春风），因此“中”是一种观测方向，以掌握季节变化的工具。

其次是王权旗帜，古代最高级别的旗子叫太常，由天子掌握，一般居中而执。王旗所在之处，众人向其汇聚，即以君王为中心聚众。

第三是立表测影，古代立表测影是将“表”垂直立在地面，从表的顶端垂下八根绳子，以确定“表”是否垂直，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偏倚，古人将这种状态称之为“中”，然后查看“表”（股）所“勾”出的日影长度，以确定季节变化，“中”的竖杆可以作为立表测影的“表”。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，考古证实当时已有立表测影。

因此，上古时期的“中”，既是代表王旗，又是代表掌管测算时间（协风与测影），无疑就是权力的象征之一，沿袭到了商代。

到了尧舜时期，“中”的概念出现变化，衍生出了“地中”的空间概念，此后夏商周沿袭，这时的“中”具有更强烈的政治与宗教色彩。清华简保训是周文王临终之前的遗言，以“舜求地中”与上甲微“追中测影”，告诫姬发遵循“中道”，后来儒家由此形成“中庸”思想。

根据保训记载，舜“恐，救中”，然后“易立埶诣，测阴阳之物”而“得中”。周易中云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”，所谓刚柔就是阴阳，因此舜是通过天文测量而得到“地中”。

舜得地中之后，夏朝时商人先君上甲微（史记为王亥之子），认为舜当年测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，重新勘测之后，将地中定在了如今河南登封嵩山。

上古时期，先民认为人王在下，授予人王权力的天帝在上，居住在“天室”，人王必须居于地之中央——地中，才能凸显政权的合法性，因此才有“舜求地中”与上甲微“追中测影”。

上古先民地理知识有限，那么如何确定地之中央的“地中”？办法很简单，主要就是根据夏至日影长度判断。不过，对于“地中”标准的夏至日影长度，周代两本重要文献记载不一。

周礼记载：“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。”也就是说，夏至之日正午，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，此地即为地中。

周髀算经记载：“周髀长八尺，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。”与周礼记载不同，周髀算经认为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地中。

现代考古发现，两本文献记载之所以不一，原因在于不同时代、不同势力测影的结果。

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，公认的尧都平阳（舜都或在此或附近），考古发现木胎漆绘圭尺（与“表”垂直，用于测量日影长度，见下图），现代学者在该地的夏至日正午实测，印证了周髀算经“日影一尺六寸”的记载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，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°44′50″，两者基本上处于同一纬度，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，那么陶寺遗址与西水坡基本处于同一纬度，这是一种巧合，还是陶寺先民特别选择的结果？

现代学者做过实验，河南嵩山一带测影，基本可以印证周礼“尺有五寸”的说法。

结合保训记载来看，舜在襄汾一带测影的结果是“一尺六寸”，上甲微在嵩山测影的结果是“尺有五寸”。襄汾与登封如今相距300多公里、600多里，以周朝认知来看（周朝一里大概是415米），认为两地相隔千里并不奇怪，如此也就难怪出现“影差一寸，地差千里”的认知了。

随着不同地区势力的兴衰，地中出现变迁，于是从“一尺六寸”变为“尺有五寸”，周朝认同“尺有五寸”的标准，故而周武王计划定都洛阳，目的是临近地中、以及“毋远天室”。

地中标准从“一尺六寸”变为“尺有五寸”后，嵩山成了地中所在，此后历代都城基本都围着它在建，比如商（中前期）周秦汉晋隋唐宋。元朝是都于“大都”，但在登封告成镇建了一座观星台，还是传承了地中文化，后世明清大体如此。

因此，始于上古的地中文化，对中国影响极其深远，如今国名中的“中”、文化中的“中”等等，都与之息息相关，由此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。